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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民运分子。通缉令包括民主派人士方励之夫妇、北京“高自联”21位学生领袖等。

文章来源:WOMEN我们

《WOMEN我们》编者按

在广场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亲历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么样子?在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它如何启迪、指引和改变人们的生活?5月16日,“WOMEN我们”发起了《我们都是广场上的遗孤——“广场之外”主题征文》活动。

半个多月来,我们收到了三篇大陆读者的投稿。他们都是80年代初生人,分别来自县城机关干部、高校知识分子和农村家庭,或通过学校组织亲历过游行,或间接感受高校政治清算的余波,或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努力向下一代传承着“广场精神”。

穿越或远或近的记忆碎片,他们发出了同一个声音:不要忘记。

(一) 我们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后备军”

作者 XL

我在1981年出生于鲁北某县。我的父母都是党员,父亲在县政府机关任职。

绝大多数八零后都没有参与过“六四”事件,很多同龄人甚至没有任何回忆。 我很有幸地见证了和参与了那段历史,虽然大多只是从电视里看到的。

三十五年过去了,我贡献出自己关于“六四”的记忆碎片。这些记忆也许在下一代人眼里,会成为历史的见证。

八十年代

我对中国政治的最早印象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大约1985年,曾祖父指着墙上贴的报纸上的照片说:“这是胡耀邦”,我发不出三个音,最终发音是“胡邦邦”。另一件事是大约同一年,我指着《儿童画报》上面的党旗和一个对着党旗举着拳头的人,问父母:“什么是共产党?”父母很自豪地向我解释了半天,大意是:“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领导组织,我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987年,我们家搬到了县政府某部大院。那一年,“胡邦邦”已经不太出现在报纸上了,天天露面的是戴眼镜的赵紫阳。

不过当时大家对这个背头形象的印象不太好,因为他上来之后,我们家经济困难起来,物价上涨,吃饭开始紧张。邻居们晚上在门前聊天,说“赵紫阳的儿子倒卖彩电”。实际上还有一句是“邓朴方倒卖导弹”,但我记不得这个“卖导弹”的传言是不是跟“卖彩电”的传言是同时期了。但很肯定的是,当时群众不喜欢赵。

静坐

1988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了。就在第二个学期,1989年,好像有领导人去世了。我看到电视里的黑框照片,正是“胡邦邦”。

几天之后,群众们开始议论,说大学生在天安门静坐。当时的我很震惊,因为我脑海中天安门的活动都是政府组织的,这次似乎不是政府组织的。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民主示威浪潮。图为1989年4月19日,数千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在胡耀邦的肖像前摆放鲜花和花圈。(图片来源:CATHERINE HENRIETTE/AFP via Getty Images)

现在回忆起来,邻居们指的是5月13日左右的绝食,因为之前新闻联播的报道都是官方口吻报道,例如“四二六社论”,并不会报道学生的动向。而我们当地群众如果知道学生绝食,那要么从官方新闻得知,要么是从北京亲友那里传回来消息,这需要三五天时间。

邻居们晚饭后闲谈议论中,似乎也是支持大学生的。

班主任老师在课堂上说,那些大学生哥哥姐姐都是好的。

游行

大约是五月份,老师突然要求我们第二天停课游行。我并不知道什么叫“游行”,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但我很兴奋,因为可以不用上课了。

第二天,我们围着县城游行,游行路线是经过县政府门前的十字路口的。我记得队伍的最前面还打着横幅,可是我在队伍中,既看不到,也看不懂横幅的内容。队伍在喊口号,我也听不懂内容,只是顺着声音重复喊一遍。

同学们似乎也没看懂内容,我们很兴奋,叽叽喳喳边走边笑,至少同学之间,谁也没意识到我们在干什么。

路过家门口的时候,我跟老师说了一声,就回家了。这样下午上课之前,还能玩三个小时。

不久之后,父亲很惊慌地告诉我,“我们县也有人游行了”。我说那就是我们。

绝食前后

一天晚上七点多, 抬头看了一眼电视机,李鹏在一个公共汽车上看望学生。印象中,这是新闻联播在“六四”期间,不多的几次直接播出天安门地区的场景,其他时间都是两个播音员念稿子。我看到李鹏微笑着,非常亲切地询问学生,公共汽车里都是吊瓶。 看到李鹏这么亲切慰问学生,我当时在想,看来都缓和了,场面一片祥和。

1989年5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与绝食抗议的学生进行对话。图为中央电视台1套《新闻联播》栏目的播出画面截图。(图片来源:Now新闻台)

这件事之后,邻居就开始议论“我们老了,无所谓了”这样的年度流行语(注:1989年5月19日,时任总书记赵紫阳看望广场绝食学生,对学生说,“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啊,要保重”)。

1989年5月19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图片来源:美联社)

清场

就在那几天,邻居们议论说黄河大桥上有人阻拦坦克通过。

邻居们传来更多的消息,说各地要道上,人民自发阻拦军队进京。

那个周末注定要不寻常,周五、周六,邻居们纷纷议论这两天要出大事。周六下午,我放学回家写完了作业,朦朦胧胧就睡着了。

星期天早晨我醒来,还在床上,父亲走过来告诉我,收音机里《美国之音》广播说,天安门清场了,坦克进城,开枪镇压了。

那个星期天,我心里充满着恐惧。

晚上,播音员穿上黑衣服,声音变了,低沉了好多。一晚上一直都是这两个播音员在说话,没有学生的镜头。

1989年6月4日晚间,《新闻联播》由杜宪与张宏民主持,播报了北京戒严等消息,杜宪(左)当天身着黑衣、语速缓慢,最后以“请大家记住这黑色的日子”作为新闻的结语。(图片来源:网络)

通缉

电视上出现了通缉令,播音员不停说某某脸上有麻子什么的。

六四镇压后,中国领导层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民运分子。通缉令包括民主派人士方励之夫妇、北京“高自联”21位学生领袖等。(图片来源:法新社)

前几天班主任还说大学生哥哥姐姐们都是好人,现在她笑着跟我们说,“你们是不是也想上去打反革命暴徒两个耳光?”

同学们齐声喊道:“想”。我没有出声,我很震惊,老师变脸这么快。

父亲说,县里开始追查前几天游行的事情。

赵紫阳下台

电视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赵紫阳了,说他犯了重大错误。邻居们也开始指责赵紫阳欺骗学生,说他前几天刚刚去看望学生,看望完了就下令镇压。

随后另外一个大背头上来了,名字很生疏。当时的我,似乎已经很习惯每两年换一个领导人了,这个背头估计也是干两年吧。

过了几天,邓小平在电视上露面。播报内容记不清了,看表情大约是庆祝胜利。

差不多一个月之后,电视上播了一个纪录片,里面出现了暴徒烧死解放军的照片。几个人在搬运一具烧焦的解放军尸体。这种画面,按美国标准都是少儿不宜,第一次看到这么恐惧的画面,我精神上受到刺激。我还记得播音员邢质斌厉声指责“螳臂当车”(注:“六四”之后,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一位示威者在长安街孤单阻挡坦克的画面,主持人喝问:“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 ”这位主持人应该是罗京,而非邢质斌)。

1989年6月5日,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前,一名身穿白衬衫的男子只身阻挡向东行进的解放军坦克队。“坦克人”照片成为六四镇压中最具象征性的一幕。(图片来源:Jeff Widener/AP)

新闻几乎每天都提赵紫阳的错误。而差不多过了半年,也许是十月,新闻联播突然说了一句“以后不再提赵紫阳的错误了”,随即戛然而止,赵紫阳这个名字果然在新闻联播里彻底消失了。这是中共最守信用的一次。

事后

随后的几年里,同学们都在议论那天发生的事情。有的同学说,美国的间谍卫星拍下了整个画面。 坦克压死了人,军队用了机关枪扫射,帐篷都被压碎了。

大家开始逐渐使用“六四”来指代这件事。“六四”这个提法中共是不用的,因为中共不承认六月四日发生了特殊事件。

大约六年级的时候,老师说,四班同学不能使用“六四”的叫法,而其他班,比如六一,六二,就可以。

1990年代后期,我参加了军训。我们进了某解放军王牌坦克军团营地,爬上了一辆59式坦克上。我突然想到这辆坦克是不是就是当年堵在黄河大桥上的?是不是就是电视里那个提着塑料袋的人“螳臂当车”挡住的那辆? 我不知趣地问了旁边的教官:“请问这辆坦克进过北京吗?” 那个军人不耐烦地回答:“不知道”。

2000年代,我来到了美国。第一次从维基百科和海外网站看到了血腥的图片,我震惊了。后来几次回国,我爸提议去参观天安门,我都没有去。说实话,我不想去那里,连木樨地地铁站我都绕着走。

木樨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和海淀区复兴路衔接处,是由北京西部外围地区进入中心城区的要道。木樨地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死伤最为严重的地区。图为六四镇压当日的木樨地旧照。(图片来源:网络)

十几年前父亲退休了,从组织部调出档案,我看到里面有句话说:“xx同志在1989年‘反革命暴乱’中立场坚定”。当时的宣传口气已经是“政治风波”的情况下,内部仍然使用“暴乱”。

现在我逐渐意识到,由于年龄和入学原因,我们很可能是最小的一批直接参加过“六四”运动的一代,我们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后备军”。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亡灵。

(二) “六四”余波:清算下的高知家庭

作者 南冥乌鹭

我经历的“六四”,是我父亲在运动后被清算的余波。

1989年时,我刚刚记事儿,住在XX大学老校区的校园里。我父母都是在这所大学本科毕业后,直接留校工作的青年教师,学问是侪辈中的佼佼者。那时他们都很年轻,甚至比带的本科生年纪还小。他们携着年幼的我,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游行。(“六四”波及全国,游行活动不限于首都。)父母对我那时的反应津津乐道,说我“看大哥哥大姐姐们喊口号就很激动,刚学会说话也跟着喊”。不知我算不算年龄最小的参与者?

1989年5月20日,北京学生和市民围堵戒严部队。图为游行群众携幼儿与戒严军人交流的旧照。(图片来源:网络)

那段时间,我家天天都是烟雾缭绕的。一些我父亲的朋友,叔叔伯伯阿姨们,在我家围坐,谈论时局变化。因为大家都是历史、文学、哲学等学科的教师,能从历史规律中找到些什么。年幼的我只记得,满屋子二手烟的气味,一声声的都是唉声叹气。

为了平息事态,政府曾公开承诺包括“政治民主化”在内的许多条款,事后都一一毁约了。很多年后,在我懂事之后,家父和我谈起这段岁月。我问:“那时候您和叔叔伯伯们都聊什么呢?”他回答:“当时的情境,其实(我们)是知道完全无望的,也知道没有抵押的承诺都是扯淡。但参与这件事的学生太多了,事后肯定得追究。必须要保护学生,要不有的学生在学校就留不下来了。”

我父亲就是为了保护学生,付出了包括陪伴我长大在内的巨大代价。“当老师是一门良心活儿”,这句话我听他说过无数遍。然而,他和他的朋友们为学生们具体做了什么,我说不上来,也没机会再问了。

清算的“代理人”模式

XX大学曾经学养深厚,出过无数大师。也曾试着在1949年随中华民国合法政府迁往台湾,但遗憾未能成行。因此,该校的立场就让当局很不放心了。49年后,XX大学被多次拆分,分解为多个学校,迁往全国各地。

借着1989年的运动,政府与该校之间的矛盾爆发了出来。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情绪有多激烈,运动后的清算就来得有多猛烈。父亲这样向我总结这段历史:“共产党是善于‘秋后算账’的。那时候就想着先糊弄过去,事后慢慢收拾你。整人是真狠啊,知识分子都被整怕了,到现在都不敢说话。”

198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第11号,刊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等。

“六四”之后,XX大学秋后算账的方式较原先高明了许多,从反右、文革那种“运动”式的,转为“代理人”模式。也许是前者的名声太差、执行成本太高,而后者更加隐蔽,便于为本就极少数的发声者量身定制打击方案。当时的学校领导会根据运动中的“表现”,在知识分子中筛选出“立场坚定”的积极分子,作为“清算工具”,有针对性地折磨在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师生。

负责排课的系教研室主任,就是这样一个关键的位置。高校教师靠“教学+科研”两条腿走路。主任直接打瘸一条,不给你排课。作为助教或讲师,再怎么发论文,也铁定完不成“教学指标”,就不能评职称。我父亲就是这么被“整”的。

他的另外几位年轻同事,虽然有课可上,“科研”这条腿却被打折了。他们写的论文,原本足够让他们参评副教授,却被年龄和资历更老的副教授生生夺去。这种事在学术界本不鲜见,但几位当事人背着“六四”带来的政治包袱,因随时可能到来且不知深浅的“清算”惶惶不可终日。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的人,既没有胆量也没有底气去争夺正当的论文署名权。

高校领导的意图是打压那些和学生“沆瀣一气”的老师,让他们在学术界失去话语权。但他们绝不会留下“手谕”,落人话柄,而是让基层“积极分子”自行揣摩和体会。“悟性高”的人,自然就能步步高升。

更令我父亲那辈校友切齿痛恨的是,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借着东风扶摇直上,一路坐上校领导的位子。此前,大家都乐观地认为,重建国家秩序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各大校园涌现出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学习小组,反而马列主义眼看奄奄一息。在那时,极少数知识分子却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堪称“逆历史潮流而动”。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更要叹服其“眼光毒辣”。“八九”之后,大陆的大学难免官僚化,更难免在政治上被严密监管。这些人在其中起到了相当负面的作用,苏联式管理方式流毒无穷。

支持学生运动的读书人里,难道都是些看不透时局的庸碌之辈么?

飞蛾扑火,知其不可而为之;

蚂蚁搬山,晓其艰难亦敢行。

政治流毒:“过关”与恐惧

我母亲本就不赞成我父亲参与社会活动。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本就不和谐的夫妻关系更差了。那段时间,他俩是经常吵架的,甚至会当着我的面打起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我妈坚持要我爸给系领导送礼。

领导就爱瞧读书人作践自己,低头求饶还有戏。也的确有些老师,通过送礼和自我检讨,在清算运动中“过关”了。(中共历次运动中,“过关”二字最是金贵,不知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解脱。)但我父亲坚决拒绝了。这意味着,“讲师”职称与他无缘,XX大学他也留不下来。他必须另谋出路,面临和妻儿分居两地的局面。

对高校教师而言,那个时代的出路并不多:直接去其他高校谋职的话,他并无人脉根基,况且XX大学不会主动“放人”,档案不给批就无法调职。(渎职被开除是一回事,主动放你走可是另一回事,会破坏学校的体面。)改行教中小学倒是不难,很多“六四”被整的读书人都是这个出路。但他又酷爱学术研究,到了中小学就与学术圈绝缘了。那就只剩下去读博了——且趁着政治的影响力刚被削弱,博士研究生招生的领域还是净土。

当时政策是允许本科生学历直接去考博士的。另有一位我之前称呼“叔叔”,后来改口称呼“先生”的老师,也选择了这条路。他在运动中是中坚力量,为人坦荡。有人劝他事后尽快出国,他觉得自己做事从不亏心,无不可对人言。再说学中华文史专业的学者,离开中国之后能去哪儿?

先生连考三年不中。有好心人点拨他,说他的个人档案被标记过了,没学校敢要的。(在大陆,个人档案从小学开始记录,随工作调动。每一任老师和领导都会填写评语,尤其侧重“政治觉悟”。但本人无权查看。)先生愤而前往一位领域内泰斗门下自荐。这位教授起了爱才之心,愿凭着学术影响力为他担保。先生这才在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这等学林佳话,放在今日任何一所高校,也是天方夜谭了。

我问过我父亲,为何要如此赶尽杀绝?事儿都过去了,何必损害政府声誉和信用,与知识分子过不去,意义何在?我父亲用戏谑的口吻讲:“那不是杀鸡给猴儿看,让你害怕么。你害怕就不敢乱说了。下次再有啥事儿,你也就乖乖闭嘴往后躲了。”

运动后,政治清算带来的恐惧感,也是流毒之一。我父亲本科时最敬重的一位老先生,我称呼“师爷”的,在90年代初因病故去,留下了大量未发表的遗稿和书信。但他的儿女们已经是运动的惊弓之鸟,也都不从事文科行业,既不清楚里面有没有“埋雷”,自己还读不懂,又不放心交给别人审……索性一把火全烧了!老先生晚年的学术精华,尽付劫灰!我父亲每每谈及此事,难过得捶胸顿足!

缺席的父亲,正义的榜样

讲真,在我读本科之前,是不怎么在意那个遥远广场上究竟发生过什么的。我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在乎什么时候寒暑假?爸爸能回来陪我几天?

那时的博士是非常稀罕的。我父亲考中,让那群领导着实堵心了一回。他也出了一口恶气。在他博士毕业后,XX大学原单位的新任领导班子向他伸出过橄榄枝,他愣是没接。

父亲用了十六年,才从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小村子里走出来。他童年时跟着我爷爷要过饭,他的一个妹妹是饿死夭折的。他本科毕业就没选择回村发展,又用了四年才离开XX大学,又怎么可能想回去?哪怕一辈子都和妻儿两地分居,那也就如此吧。

我爸算是跳出火坑了,我妈和我的炼狱才刚刚开始。从他备考开始,我家就一直是我妈一个人买菜、做饭、洗衣服、接送我,另一边还要忙着上课和科研。中国是男权社会,家里没有男人,我妈在单位就各种受气。但她和我爸一样是要强的脾气,硬是凭着过硬的学术成果评上了教授——只是额外花费了很多年。如果我父亲在家的话,她本不必吃这么多苦的。

我更惨。我上的一直是该大学附属幼儿园和小学,同学之间都晓得对方爸妈是干嘛的。只要对方的爸爸不在家,孩子的恶意就是不加掩饰的。至于某些教师,在确定不会有孩子爸爸来学校闹事的情况下,也挺放飞自己的。

这些,都是“六四”给我的家庭带来的震荡。我小时候怪过他,责备他为何不陪我,为何不能陪我上学、放学、吃饭、出去玩。现在却觉得,我父亲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人生的第一要务是实现自我价值,不能成为任何人的附庸。这个榜样远远比陪伴重要。

所以我从没问过他,当时为啥不愿意向当权者低头解决问题,这和问“人饿急了为啥不去吃屎”一样。有些事儿就是不能干,为了啥都不能干。

孩子长大的过程,是需要父亲在身边的。我父亲缺席了。即使是我中考和高考前后,他也只是打个长途电话而已。但我身边不缺“父亲”的角色。有位我父亲的挚友,我称呼“伯伯”的,在文革时期曾以学生身份非常活跃。我父亲描述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六四”中,他却坚定地站在了正义的一边。

这位伯伯已然仙逝。就像我父亲待学生如子,伯伯在世时,也拿我当亲儿子看。我父亲远赴外地求学和工作时,每每是伯伯耳提面命,鞭策我读书上进,还经常把我喊到家吃饭聊天。只是那时,我还没在学术上入门,很多话都还没来得及问,或者说不知道具体是该怎么问。现在只能悔恨自己读书太少,太迟。

后记

文章千古事。如果不写成文章,在我百年后,我的子孙可能就说不清这段掌故了。

拙作的读者们,如果有机会接触到“六四”亲历者,请珍稀每一次提问的机会。莫要觉得来日方长,每一位历史当事人离世,都是一段历史的湮灭。到那时候,可就只会剩下“正确的集体记忆”了啊。

(三) 翻墙向女儿讲述“八九”:我们永不忘记

作者 glacier

我生于1983年,“六四”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但是,关于六四的记忆却相对较早。

我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的一个村庄,老家的房子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建造的。正房是三间瓦房。为了节约成本,房内没有砖墙分割,正厅和主卧之间的隔墙,是以竹子为骨架,麻秆为主材编织而成的。在正厅一侧以报纸覆盖,再贴上一些年画作为装饰,年画的内容通常是一些电视剧的剧照和剧情梗概。

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开始阅读那些报纸。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人民日报》,报纸内容有两大主题:“六四”事件和海湾战争。当然,关于“六四”事件的报道,多数是关于所谓“共和国卫士英勇事迹”的谎言,还有一些抗议欧美干涉和总结经验教训的文章。虽然带有一些疑惑,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无力分辨其中的是非,大体是接受了报纸上的说法。这些谎言就是我关于六四事件的最早记忆。

1989年7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刘国庚等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共和国卫士”前后共有5批,37人。随着六四成为敏感词,有关“共和国卫士”的相关宣传逐渐淡化。(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初中阶段,偶尔也听同学提到过,当年坦克开上了北京街头,民众血流成河。当时第一反应是无法相信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等到我上了大学,有一次在同学的电脑上第一次看到了柴玲的访谈,当时的我依然半信半疑。直到2008年前后,我接触到了海外法轮功组织制作的无界浏览软件,登上了Twitter和“天安门母亲”网站,在博客上也看到了李剑芒纪念遇难同学郝致京的文章,才对这一事件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

“天安门母亲”运动是由六四事件遇害者家属组成的维权团体及其相关活动,主要发起者为六四事件遇害者蒋捷连之母、中国人民大学前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约始于2000年初。(图片来源:“天安门母亲”网站首页截图)

这一时期也是我在思想上全面觉醒的阶段。此前虽然也有因为腐败太过严重而拒绝入党的经历,但是,由于多年的历史、政治方面的毒化教育,对这个国家和政党的罪恶缺乏足够的认识。此时网络信息审查还有很多漏洞,从墙内的个人博客和墙外的众多网站得到的信息刷新了我的三观。

在这一阶段,我做了几件事情:一、通过互联网联系到阳光公益组织,与他们一起探访了北京南站附近的访民,近距离观察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二、注册了一个境外邮箱,成为“零八宪章”的第十八批签名者之一;三、通过个人博客转发了一些关于刘晓波的信息,最终导致博客被封;四、向身边的同事传播自由民主的理念,回应寥寥。

《零八宪章》是由宪政学者张祖桦负责起草、刘晓波等人修改并由303位各界人士于2008年12月9日首批签署的一份宣言,呼吁中国当局改革政治体制,践行民主、共和、宪政等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零八宪章》发表后,刘晓波、刘贤斌等部分起草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落狱。2017年,刘晓波在服刑中罹获肝癌医治无效离世。截止2018年,根据“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的统计,共计有一万五千多人签署了_《零八宪章》_。(图片来源:“零八宪章”网站截图)

后来,博客逐渐衰落,“大V”各奔前程,GFW(中国网络防火墙)日渐强大到我已无力翻越,经济的发展让人产生了明天会更好的幻觉。我也离开了北京,定居在南方小城,每天为柴米油盐奔波。但是,每到这一天,我依然会转发这么一张照片“为了自由,向法西斯蒂冲锋!”

2020年以来,逼仄的政治环境、崩溃的经济让我又一次有了翻越GFW的想法。得益于微博上一位博主推荐的代理服务器,我重新连接上了墙外的世界。

我对着YouTube的纪录片和“天安门母亲”网站上的图片,向我的女儿讲述了这一切。在观看捷克民主化进程的视频时,我由“七七宪章”联想到“零八宪章”,由哈维尔联想到刘晓波,由天鹅绒革命联想到“六四”,忍不住悲从中来,怆然涕下。

“白纸运动”被捕者、活动家夏巢川在日内瓦民主人权峰会的发言中说,“他们希望我们忘记。他们希望我们对发生在自己土地上的事情视而不见。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我们的声音不会被压制。我们的存在永远不会被审查。”

2024年5月,青年活动家夏巢川于“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上公开讲述自己在“白纸运动”中被拘捕的经历。(图片来源:夏巢川推特账号@karasu_ga_warau)

是的,我们会将他们的罪恶一代代地传下去,我们永不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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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枫下拾英 / 历史 / 八九六四,他从北京抢回了上千条人命 +7

    来源:纵横日本


    八九六四,他从北京抢回了上千条人命


      纵横日本(专题)注:以下精选翻译NHK报道《“为了救人,打破了绝对不能违背的规则”——记者十多年前听到的这句话,真相究竟是?》;该文作者是NHK记者渡边信。

      尽量忠实原文,日文水平有限 ,请多指正。

      译文如下:

      “为了救人,我违背了规则”。

      听他在仙台说这句话时,是我刚当上记者四年半的时候。一位为了守护天空安全,付出不比任何人少的男人这样对我说。但是,像“其实我已经打算把这些故事带进坟墓了”这样的话,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也就没能写下来。

      从那时起,已经11年多过去了。 如今当我成为外交部主管记者后,看到在被解除“绝密”公开了的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外交文件时,感到非常惊讶。

      这不就是那时,他和我说过的话吗?

      我决定去看看他,尽管他已经退休了。

      从海底到天涯

      赤木先生生于1946年,即二战结束后的一年。

      他高考落榜,正过着浪人的生活,却被自卫队征召入伍。他被要求在做潜水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做出选择。赤木选择了空管,他说:“比起海底更想看天空”。

      虽然管制官的工作很紧张,但是很开心。

      

      但是当时,管制官一天的工作时间只有4个小时。他觉得到自己每天剩下的20个小时太浪费了,于是辞去自卫队的工作,于1969年进入全日空公司。计算乘客的人数、货物的量以及搭载的燃料重量等,成为了制作飞行计划的航运管理者。

      调查飞行路线上的天气,并向出发前的飞行员们说明。那成了他的日常生活。在全日空退休后,赤木于“AIR DO”航空公司再次就职。

      他在机场相关人员中很有人气,在公司以外的机场职员中也很受欢迎。有他在的酒会上,人们总是笑个不停。

      

      “带去墓地的故事”

      2009年6月11日。在仙台机场附近河边的小酒馆里,我和他一起喝啤酒。

      雨季的湿润之风刮进了餐厅。 空调还没开,所以屋里很暖和,啤酒自然灌进了肚里。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似乎比平时更醉了。

      “其实这些原本是必须要带到墓地的话。”

      就这样,他突然开口了。

      “你知道,‘天安门事件’吗?”

      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从喝酒时算起正好是20年前,89年时我14岁,当然记得。

      

      据说他那时在北京。作为全日空的航运管理者,负责让在留日本人回到日本避难的临时航班的航行。

      “我们称之为‘逃命航班’。那个时候,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为了拯救更多人的生命,我打破了应该严格处理的航运规程。”

      我被这番话震惊了。违反与航运有关规则的行为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何况是航运管理者本人……我想这也是他打算 "带进坟墓 "的原因。我已经感觉不到酒的味道了。

      作为一名记者,我想我必须写出我所听到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请求他让我写,他会接受吗? 也许他会说那只是个“酒后笑话”。 这的确是一个我不知道如何处理、如何写的故事。

      于是,随后的我依然忙来忙去,但也无法向办公室报道这件事情,只能记在心里。

      他为什么做“举报人”

      一年后,关于那晚的“故事”,已经渐渐淡出了记忆。

      我突然又收到他关于机场安全的“内部告密”。

      2010年2月,智利发生了巨大地震。

      这时,与智利隔着太平洋的宫城县海岸发出了重大海啸警报。 在内陆一公里左右的仙台机场出现了问题。

      

      负责管理控制塔的国土交通省判断,海啸没有造成洪水的危险,并允许抵达的飞机降落。

      然而另一方面,在地面上负责飞机的引导和行李的取放等业务的全日空,考虑到机场海拔和海啸的高度,却让全体工作人员都避难了。

      结果,一架从台湾(专题)起飞的长荣航空客机在大海啸预警中滞留停机坪近半小时,降落后无法卸客。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政府与仙台机场相关航空公司之间缺乏沟通。 如果海啸到达那里,必将是一场灾难。

      当时,他说:“我们来次采访吧。“虽然他是现任的航空公司管理层,但他还是用自己的名字,为自己目睹的问题进行了作证。

      

      以此消息为契机,国土交通省仙台机场事务所于5月26日召开了对策会议。从各航空公司到机场内的商店,还有派出所,所有相关人员都参加了,决定了防止再次发生的对策,包括建立信息共享的通信网络。

      我们对参加了会议的他,再次进行了采访,他回答说:"我觉得我们从这个事件中吸取了教训,能够为建立一个信息紧密沟通、统一决策的制度奠定基础。

      我很担心他如此勇敢的指责,但似乎事情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幸运的是,海啸没有袭击机场。的确,海啸如果真要涌到距离海岸一公里的仙台机场,需要一场非常大的地震。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看到这样噩梦般的一幕。

      然而,第二年,这个 "噩梦 "却以311东日本大地震的形式成为现实。

      2011年3月11日

      那天,我在东京。 前年7月,我已从仙台调到政治部。

      东京也发生了大地震。 在电视上,我看到了熟悉的仙台平原被海啸吞噬的场景。

      第二天下午,我总算进入了仙台电视台,傍晚接到了一个电话。显示的是札幌市外局号“011”开始的号码。为什么,这个时候从札幌来?

      接电话的时候,听到了男性的声音。札幌的AIR DO总公司打来了电话。

      “这是我们仙台机场所长赤木给您的留言。”

      我一边听故事,一边在记事本上速写。

      

      “仙台机场有1300人。毛毯不够。毛毯现在只有200人份。冷。还需要1100人份的毛毯。”

      当我向上司汇报时,他说:”马上写下来!“并受命写了一篇稿子。

      当时,关于同样的困境,有大量的信息陆续发出,所以我不知道这些信息是如何发出的,是否有用。

      

      后来听说,仙台机场AIR DO公司通过相关人员向札幌的总公司报告了机场的情况。那个时候,赤木说“请告诉NHK的渡边记者”,发送了毛毯不足的信息。所以札幌的总公司给我留了言。

      赤木与在仙台机场工作的人很熟,他不断鼓励留守人员说:“一定有人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

      “当时只有广播是情报源。因此,当NHK播报仙台机场遗留人员的情况时,人们欢声四起。我当时明白,这样就没问题了。”

      后来他这样说道。

      

      在那之后,他在受灾的仙台机场,为了恢复航行而努力。随后第二年便正式退休了。

      一直致力于公众安全的他,甚至预见到了海啸的可能性。

      他过去到底在中国做了什么?

      在外交文件中复活的【天安门事件】

      到去年年底,距那次酒后故事就已经过去11年了。

      每年年底,日本外交部都会公开30年前被解除机密指定的外交文件。

      从文书中找到所谓的“报道素材”,也是外交部负责记者的一种传统。对过去外交史有很大兴趣的我来说,这是期待已久的采访之一。

      这次公开的文件中包含了1989年6月4日在中国北京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的记录。共有一万多页。

      

      天安门事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武力镇压要求民主化的学生和公民,造成大量伤亡。 包括当地商人和留学生(专题)在内的日本国民被迫撤离回日本。

      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准备的一份外交文件中,有当时保护日本国民的细节。 事发后5天内,他们共开行公交车105次,将约1500名当地日本居民疏散到酒店和机场。

      

      从这位负责保护日本人的外交官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现场的气氛。 6月13日,也就是事发后10天左右,他写下了以下内容。

      “军队活动频繁,市内道路在各地都被阻断,交通极为困难。每辆巴士上均有一名以上的使馆成员同行,来回数处,每到一处都要接几人到几十人。“

      ”当把这些使馆工作人员送上挂着太阳旗的巴士,前往大学等地进行救援时,感觉就像把他们送到战场上一样,我不禁祈祷他们能平安完成任务,平安回家。“

      记录了”临时航班“的文件

      外交文件上写着,天安门事件后的3天内,约3500名在留日本人通过“临时航班”,紧急回国。

      临时航班吗…那个时候,10多年前的“酒后故事”和模模糊糊地封印着的心情苏醒了。

      “赤木先生所说的‘逃命航班’,不就是指这个吗?”

      文件上说,驻北京的日本大使馆进行了“通过外交途径支援着陆许可”,3天内总计10次航班飞到了日本。外务省的结论是:“如果没有日航和全日空的合作,就无法进行本国公民的避难工作。”

      没错,让赤木“违反规则”的肯定是这趟航班的航行。

      

      赤木,你到底做了什么呢?

      十多年过去了,但我觉得我现在可以面对了。 作为一个记者,我应该做出决定。

      我决定再去看看他。

      再会

      1月6日,新的一年迎来了曙光。 我给赤木先生打了电话。

      已经退休的他,现在已经74岁了,但他的声音听起来比我想象的要更有活力。 他现在住在成田机场附近的千叶县。 当我告诉他我想去看他时,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赤木先生既没有逃避,也没有气馁,还邀请了当时在北京一起工作的维修员的同事“唤醒记忆”。那位原维修员,当时有详细的笔记。

      

      赤木先生一边追溯着当时的记忆,一边开始淡淡地讲述。

      中国职员的眼泪

      1989年2月21日,赤木作为全日空的航运管理者赴任于北京。

      同时,他也是一名进修人员,在作为航运管理者的工作间隙,还在当地的大学学习了中文。

      

      他还与中共派遣的当地工作人员一起工作,那些中方工作人员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天安门事件发生在赤木被派到北京四个月后。

      这是由前改革派中共总书记胡耀邦4月15日去世引发的,胡耀邦曾因受到保守派的批评而失势。以此为契机,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系列纪念集会,要求恢复前总书记的荣誉,但他们的要求逐渐转变为要求民主化。

      

      在赤木就读的大学里,学生们也举行了集会,通过口口相传和墙报,各种信息开始流传。他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事。

      那一瞬间,就如同在沸腾的水从锅里溢出来之前,被泼了冷水一样。6月4日,人民解放军终于向本国人民开枪了。

      

      赤木先生也听到了子弹飞来飞去的声音。 他很清楚,他们正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 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与他共事的一位目睹此事的中国员工的眼泪。

      虽然是知心的同事,但实际上是为了监视外国人而被派来的女性工作人员。她们红着眼睛哭着说:”这样的话,中国将落后世界50年了。”

      虽处在事件之中,却反而没有任何消息源。

      赤木先生至今还记得从香港来的航班到达时的情景。在北京机场工作的中国人,从飞机上拿出供乘客读的香港发行的中文报纸,贪婪地读着。即使在严格的信息管制下,人们也会在“漏洞”中寻求真相。

      被枪指着头,却忍不住说“谢谢”

      北京确实是一个 "战场"。

      在对外公布的外交文件中,记录了子弹飞入几名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中,一名日本摄影师被子弹打伤。

      

      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也对准了赤木先生。

      那是发生天安门事件4天后的6月8日深夜的事。赤木刚刚送完避难航班,准备回到自己在北京的家中。

      在天安门广场东北约七公里处的一个叫三元桥的地方。他乘坐同事驾驶的面包车时,突然被几十名武装士兵挡住去路。

      被自动步枪的枪口指着,他们被命令从面包车上下来,会说中文的维修员同事说明了情况。距离赤木鼻尖30厘米左右的面前,就是枪口,而端着枪的,是一名脸上还残留着稚气的士兵。

      赤木一下子脱口而出:“谢谢,谢谢!”

      他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姿态。 年轻士兵的表情丝毫没有变化。

      士兵们还严厉询问了他堆放在车里的专业无线电设备和飞机维修工具。 在宣布戒严,军方以武力镇压平民的时候,对这些物品产生怀疑是很正常的。

      一边被枪指着,一边被检查护照,时间似乎停止了……

      最后,一个貌似上级军官的士兵说:“走吧!”

      终于,被释放了。

      

      之后,赤木等人的面包车又被检查站拦了一次,才得以回家。 这次是个警察,他用手枪指着赤木等人。奇怪的是,在面对大型自动步枪后,他们对小型手枪毫无畏惧之感。

      和他在一起的一位同事后来说。

      “喂,赤木。 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说‘谢谢’”。

      “没办法,这就是我对中文的了解程度。但你想想看。中文的‘谢谢’如果用汉字写,就是日语“道歉”的意思。”(注,日语的道歉是“谢る”)

      “我其实想说:‘对不起,我没有做错什么。’”

      后来,这成了他在朋友间的笑谈。

      是规则,还是……

      赤木所说的“破坏规则”事件,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全日空为撤离北京的日本国民,加飞了一架波音747,也就是巨型机。 (以下简称B747)

      

      根据一位机务同行的记录,共加开了5次航班,使用了两种B747:SR用于国内航班,LR用于国际航班。

      赤木就是在其中一次指挥SR时“违规”的。

      作为临时航班的航行管理者,赤木在计算了乘客、货物以及燃料等重量后,发现飞机重量比最大起飞重量限制超过了2、3万英镑(约9~14吨)。

      依据航空法的航行规程很严格,这样是根本无法起飞的。

      赤木困扰了。是让乘客下飞机,还是丢下行李?

      那时,北京机场全日空的事务所前的走廊的景象浮现在他眼前。枪弹飞来飞去的时候,在大使馆的巴士上,好不容易才避难的在留日侨们排成了长队。大家都想尽快离开北京。赤木想,就这样飞吧。

      

      不过虽然违反了规定,但他相信不会有问题。 原因是B747的性能与法规之间存在的差距。

      在国内航线用机体B747SR的航行规程中,载有乘客、货物以及燃料等的最大起飞重量约为58万英镑、263吨。但实际上,以B747的动力超过70万英镑也没关系。国内航线飞行距离短,燃料消耗少,着陆时过重的话,接地跑道时轮胎有可能损坏。因此,在规定中故意抑制最大起飞重量。

      像这次这样作为国际航线使用的话,即使超过了国内航线规定的58万英镑,也应该没问题。赤木知道这一切。

      在出发前的碰头会上,他坦率地告诉了机长。

      “超重了。尽管如此还是想放飞。”

      不知道什么时候机场会关闭,和时间战斗吧。

      

      机长会怎么判断呢?

      他若无其事地回答。

      “我知道了。赤木先生,请给我两张负载平衡表。”

      负载平衡表是指乘客、货物、燃料和其他物品的总重量,以及机上这些物品的重心位置的数据,由航运管理者在起飞前提供给飞行员。 根据这些数据,飞行员决定飞机起飞时的速度。

      这是一次心照不宣的默契,赤木马上做了两份文件。

      一张是“官方”的,上面写的是起飞重量在规定范围内。

      换句话说,这份文件所述并非事实。

      另一份文件是根据实际起飞重量制定的“非官方”文件。

      这份文件是为了让机长确认真实的重量。

      这是深知B747性能的赤木先生和机长的”秘技"。

      明明是违反航行规程的行为,为什么赤木先生现在要告诉我们呢。

      “我觉得时效已经过去了,我想我们的选择也并没有错。当时的判断的确在巨型客机的性能范围内。大家齐心协力,一心想让更多的人避难,那时的机长是真正的专业人士。”

      正好赶上!

      临时航班的航行是在定期航班的间隙进行的。

      当时北京机场的运行时间是到凌晨0点,所以必须在运行时间内将乘客和货物送上从东京到达的临时航班,并起飞。

      无论如何,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把飞机送走。

      赤木双手捧着作为救援物资从日本运来的杯装泡面,赠送给了平时关系很好的北京机场操作室工作人员,“请吃夜宵”。

      

      此举让中方职员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赤木送面是为了方便全日空的临时航班,尽量靠近离跑道近的停机坪。这就可以尽可能地节省地面上的时间,尽快让飞机离开地面。他决心尽其所能,帮助尽可能多的人。

      赤木说“在机场全日空的事务所前的走廊里等着的在留日侨们面前,抱着事先准备用的杯面过去的时候很痛苦,听到他们说‘那些面,不是给我们的吗?’时,我满怀歉意。“

      外交文件中记载了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在混乱中采取了破例的应对措施。

      

      “有不少日本国民,尤其是留学生中,有很多人将护照放在学校或工作单位,去安全地区避难,因为有危险而无法取回。为此,在协商的基础上,我们为近50人破例发放了通行证。”

      事件发生两周后,在国会的演讲中,当时的三冢外务大臣这样总结道。

      “在极其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除了两名日本公民受伤外,我们得以将近4000名日本公民安全带回国内。”

      ……

      ”我本来打算把这个故事带进坟墓。“

      我当时和现在都在想,是不是应该写一写,但这次我决定在得到赤木的同意后写出来,以表达一个专业人士在突发事件和悲剧中应该是怎样的,真正意义上的保护生命的选择是什么。

      谢谢你,赤木先生。

      我觉得11年前酒吧里啤酒的味道终于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本文作者:NHK记者 渡边信

      


    • 有因六四枪毙的名单就亮一下吧 +1
      • 我亲眼见在南池子派出所(当时被戒严部队征用)被士兵用枪打死一人(有手铐被铐住),另有一人故意被扔在树下积水中溺死。名单?没有。因为党不允许搜集。 +11
        • 即便不是六四后的事,姑且先算2个,六四后镇压暴乱分子应该是公开的,去找找吧 +1
          • 非常冷血。 +19
            • 学点天安门母亲吧,何况现在党管不到你们,不要只喜欢吃冷血馒头 +3
              • 97后常去HK出差,100港币王菲窦唯红磡演出会之余,也会赶上维多利亚广场64纪念会.手册不到300人,各种惨照,民族悲剧…之后的中国也的确经济发展起来,大致不是因为64,而是世界彼此需要 +2
          • “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民运分子。通缉令包括民主派人士方励之夫妇、北京“高自联”21位学生领袖等。

            文章来源:WOMEN我们

            《WOMEN我们》编者按

            在广场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亲历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么样子?在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它如何启迪、指引和改变人们的生活?5月16日,“WOMEN我们”发起了《我们都是广场上的遗孤——“广场之外”主题征文》活动。

            半个多月来,我们收到了三篇大陆读者的投稿。他们都是80年代初生人,分别来自县城机关干部、高校知识分子和农村家庭,或通过学校组织亲历过游行,或间接感受高校政治清算的余波,或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努力向下一代传承着“广场精神”。

            穿越或远或近的记忆碎片,他们发出了同一个声音:不要忘记。

            (一) 我们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后备军”

            作者 XL

            我在1981年出生于鲁北某县。我的父母都是党员,父亲在县政府机关任职。

            绝大多数八零后都没有参与过“六四”事件,很多同龄人甚至没有任何回忆。 我很有幸地见证了和参与了那段历史,虽然大多只是从电视里看到的。

            三十五年过去了,我贡献出自己关于“六四”的记忆碎片。这些记忆也许在下一代人眼里,会成为历史的见证。

            八十年代

            我对中国政治的最早印象是两件事。一件事是大约1985年,曾祖父指着墙上贴的报纸上的照片说:“这是胡耀邦”,我发不出三个音,最终发音是“胡邦邦”。另一件事是大约同一年,我指着《儿童画报》上面的党旗和一个对着党旗举着拳头的人,问父母:“什么是共产党?”父母很自豪地向我解释了半天,大意是:“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领导组织,我们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987年,我们家搬到了县政府某部大院。那一年,“胡邦邦”已经不太出现在报纸上了,天天露面的是戴眼镜的赵紫阳。

            不过当时大家对这个背头形象的印象不太好,因为他上来之后,我们家经济困难起来,物价上涨,吃饭开始紧张。邻居们晚上在门前聊天,说“赵紫阳的儿子倒卖彩电”。实际上还有一句是“邓朴方倒卖导弹”,但我记不得这个“卖导弹”的传言是不是跟“卖彩电”的传言是同时期了。但很肯定的是,当时群众不喜欢赵。

            静坐

            1988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了。就在第二个学期,1989年,好像有领导人去世了。我看到电视里的黑框照片,正是“胡邦邦”。

            几天之后,群众们开始议论,说大学生在天安门静坐。当时的我很震惊,因为我脑海中天安门的活动都是政府组织的,这次似乎不是政府组织的。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民主示威浪潮。图为1989年4月19日,数千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在胡耀邦的肖像前摆放鲜花和花圈。(图片来源:CATHERINE HENRIETTE/AFP via Getty Images)

            现在回忆起来,邻居们指的是5月13日左右的绝食,因为之前新闻联播的报道都是官方口吻报道,例如“四二六社论”,并不会报道学生的动向。而我们当地群众如果知道学生绝食,那要么从官方新闻得知,要么是从北京亲友那里传回来消息,这需要三五天时间。

            邻居们晚饭后闲谈议论中,似乎也是支持大学生的。

            班主任老师在课堂上说,那些大学生哥哥姐姐都是好的。

            游行

            大约是五月份,老师突然要求我们第二天停课游行。我并不知道什么叫“游行”,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但我很兴奋,因为可以不用上课了。

            第二天,我们围着县城游行,游行路线是经过县政府门前的十字路口的。我记得队伍的最前面还打着横幅,可是我在队伍中,既看不到,也看不懂横幅的内容。队伍在喊口号,我也听不懂内容,只是顺着声音重复喊一遍。

            同学们似乎也没看懂内容,我们很兴奋,叽叽喳喳边走边笑,至少同学之间,谁也没意识到我们在干什么。

            路过家门口的时候,我跟老师说了一声,就回家了。这样下午上课之前,还能玩三个小时。

            不久之后,父亲很惊慌地告诉我,“我们县也有人游行了”。我说那就是我们。

            绝食前后

            一天晚上七点多, 抬头看了一眼电视机,李鹏在一个公共汽车上看望学生。印象中,这是新闻联播在“六四”期间,不多的几次直接播出天安门地区的场景,其他时间都是两个播音员念稿子。我看到李鹏微笑着,非常亲切地询问学生,公共汽车里都是吊瓶。 看到李鹏这么亲切慰问学生,我当时在想,看来都缓和了,场面一片祥和。

            1989年5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与绝食抗议的学生进行对话。图为中央电视台1套《新闻联播》栏目的播出画面截图。(图片来源:Now新闻台)

            这件事之后,邻居就开始议论“我们老了,无所谓了”这样的年度流行语(注:1989年5月19日,时任总书记赵紫阳看望广场绝食学生,对学生说,“我们都老了,无所谓,你们还年轻啊,要保重”)。

            1989年5月19日,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图片来源:美联社)

            清场

            就在那几天,邻居们议论说黄河大桥上有人阻拦坦克通过。

            邻居们传来更多的消息,说各地要道上,人民自发阻拦军队进京。

            那个周末注定要不寻常,周五、周六,邻居们纷纷议论这两天要出大事。周六下午,我放学回家写完了作业,朦朦胧胧就睡着了。

            星期天早晨我醒来,还在床上,父亲走过来告诉我,收音机里《美国之音》广播说,天安门清场了,坦克进城,开枪镇压了。

            那个星期天,我心里充满着恐惧。

            晚上,播音员穿上黑衣服,声音变了,低沉了好多。一晚上一直都是这两个播音员在说话,没有学生的镜头。

            1989年6月4日晚间,《新闻联播》由杜宪与张宏民主持,播报了北京戒严等消息,杜宪(左)当天身着黑衣、语速缓慢,最后以“请大家记住这黑色的日子”作为新闻的结语。(图片来源:网络)

            通缉

            电视上出现了通缉令,播音员不停说某某脸上有麻子什么的。

            六四镇压后,中国领导层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通缉民运分子。通缉令包括民主派人士方励之夫妇、北京“高自联”21位学生领袖等。(图片来源:法新社)

            前几天班主任还说大学生哥哥姐姐们都是好人,现在她笑着跟我们说,“你们是不是也想上去打反革命暴徒两个耳光?”

            同学们齐声喊道:“想”。我没有出声,我很震惊,老师变脸这么快。

            父亲说,县里开始追查前几天游行的事情。

            赵紫阳下台

            电视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赵紫阳了,说他犯了重大错误。邻居们也开始指责赵紫阳欺骗学生,说他前几天刚刚去看望学生,看望完了就下令镇压。

            随后另外一个大背头上来了,名字很生疏。当时的我,似乎已经很习惯每两年换一个领导人了,这个背头估计也是干两年吧。

            过了几天,邓小平在电视上露面。播报内容记不清了,看表情大约是庆祝胜利。

            差不多一个月之后,电视上播了一个纪录片,里面出现了暴徒烧死解放军的照片。几个人在搬运一具烧焦的解放军尸体。这种画面,按美国标准都是少儿不宜,第一次看到这么恐惧的画面,我精神上受到刺激。我还记得播音员邢质斌厉声指责“螳臂当车”(注:“六四”之后,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一位示威者在长安街孤单阻挡坦克的画面,主持人喝问:“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能够阻挡得了吗! ”这位主持人应该是罗京,而非邢质斌)。

            1989年6月5日,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前,一名身穿白衬衫的男子只身阻挡向东行进的解放军坦克队。“坦克人”照片成为六四镇压中最具象征性的一幕。(图片来源:Jeff Widener/AP)

            新闻几乎每天都提赵紫阳的错误。而差不多过了半年,也许是十月,新闻联播突然说了一句“以后不再提赵紫阳的错误了”,随即戛然而止,赵紫阳这个名字果然在新闻联播里彻底消失了。这是中共最守信用的一次。

            事后

            随后的几年里,同学们都在议论那天发生的事情。有的同学说,美国的间谍卫星拍下了整个画面。 坦克压死了人,军队用了机关枪扫射,帐篷都被压碎了。

            大家开始逐渐使用“六四”来指代这件事。“六四”这个提法中共是不用的,因为中共不承认六月四日发生了特殊事件。

            大约六年级的时候,老师说,四班同学不能使用“六四”的叫法,而其他班,比如六一,六二,就可以。

            1990年代后期,我参加了军训。我们进了某解放军王牌坦克军团营地,爬上了一辆59式坦克上。我突然想到这辆坦克是不是就是当年堵在黄河大桥上的?是不是就是电视里那个提着塑料袋的人“螳臂当车”挡住的那辆? 我不知趣地问了旁边的教官:“请问这辆坦克进过北京吗?” 那个军人不耐烦地回答:“不知道”。

            2000年代,我来到了美国。第一次从维基百科和海外网站看到了血腥的图片,我震惊了。后来几次回国,我爸提议去参观天安门,我都没有去。说实话,我不想去那里,连木樨地地铁站我都绕着走。

            木樨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和海淀区复兴路衔接处,是由北京西部外围地区进入中心城区的要道。木樨地是1989年六四事件中死伤最为严重的地区。图为六四镇压当日的木樨地旧照。(图片来源:网络)

            十几年前父亲退休了,从组织部调出档案,我看到里面有句话说:“xx同志在1989年‘反革命暴乱’中立场坚定”。当时的宣传口气已经是“政治风波”的情况下,内部仍然使用“暴乱”。

            现在我逐渐意识到,由于年龄和入学原因,我们很可能是最小的一批直接参加过“六四”运动的一代,我们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后备军”。

            谨以此文,纪念“六四”亡灵。

            (二) “六四”余波:清算下的高知家庭

            作者 南冥乌鹭

            我经历的“六四”,是我父亲在运动后被清算的余波。

            1989年时,我刚刚记事儿,住在XX大学老校区的校园里。我父母都是在这所大学本科毕业后,直接留校工作的青年教师,学问是侪辈中的佼佼者。那时他们都很年轻,甚至比带的本科生年纪还小。他们携着年幼的我,和学生们一起参加了游行。(“六四”波及全国,游行活动不限于首都。)父母对我那时的反应津津乐道,说我“看大哥哥大姐姐们喊口号就很激动,刚学会说话也跟着喊”。不知我算不算年龄最小的参与者?

            1989年5月20日,北京学生和市民围堵戒严部队。图为游行群众携幼儿与戒严军人交流的旧照。(图片来源:网络)

            那段时间,我家天天都是烟雾缭绕的。一些我父亲的朋友,叔叔伯伯阿姨们,在我家围坐,谈论时局变化。因为大家都是历史、文学、哲学等学科的教师,能从历史规律中找到些什么。年幼的我只记得,满屋子二手烟的气味,一声声的都是唉声叹气。

            为了平息事态,政府曾公开承诺包括“政治民主化”在内的许多条款,事后都一一毁约了。很多年后,在我懂事之后,家父和我谈起这段岁月。我问:“那时候您和叔叔伯伯们都聊什么呢?”他回答:“当时的情境,其实(我们)是知道完全无望的,也知道没有抵押的承诺都是扯淡。但参与这件事的学生太多了,事后肯定得追究。必须要保护学生,要不有的学生在学校就留不下来了。”

            我父亲就是为了保护学生,付出了包括陪伴我长大在内的巨大代价。“当老师是一门良心活儿”,这句话我听他说过无数遍。然而,他和他的朋友们为学生们具体做了什么,我说不上来,也没机会再问了。

            清算的“代理人”模式

            XX大学曾经学养深厚,出过无数大师。也曾试着在1949年随中华民国合法政府迁往台湾,但遗憾未能成行。因此,该校的立场就让当局很不放心了。49年后,XX大学被多次拆分,分解为多个学校,迁往全国各地。

            借着1989年的运动,政府与该校之间的矛盾爆发了出来。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情绪有多激烈,运动后的清算就来得有多猛烈。父亲这样向我总结这段历史:“共产党是善于‘秋后算账’的。那时候就想着先糊弄过去,事后慢慢收拾你。整人是真狠啊,知识分子都被整怕了,到现在都不敢说话。”

            198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第11号,刊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决议》、《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等。

            “六四”之后,XX大学秋后算账的方式较原先高明了许多,从反右、文革那种“运动”式的,转为“代理人”模式。也许是前者的名声太差、执行成本太高,而后者更加隐蔽,便于为本就极少数的发声者量身定制打击方案。当时的学校领导会根据运动中的“表现”,在知识分子中筛选出“立场坚定”的积极分子,作为“清算工具”,有针对性地折磨在运动中表现突出的师生。

            负责排课的系教研室主任,就是这样一个关键的位置。高校教师靠“教学+科研”两条腿走路。主任直接打瘸一条,不给你排课。作为助教或讲师,再怎么发论文,也铁定完不成“教学指标”,就不能评职称。我父亲就是这么被“整”的。

            他的另外几位年轻同事,虽然有课可上,“科研”这条腿却被打折了。他们写的论文,原本足够让他们参评副教授,却被年龄和资历更老的副教授生生夺去。这种事在学术界本不鲜见,但几位当事人背着“六四”带来的政治包袱,因随时可能到来且不知深浅的“清算”惶惶不可终日。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册的人,既没有胆量也没有底气去争夺正当的论文署名权。

            高校领导的意图是打压那些和学生“沆瀣一气”的老师,让他们在学术界失去话语权。但他们绝不会留下“手谕”,落人话柄,而是让基层“积极分子”自行揣摩和体会。“悟性高”的人,自然就能步步高升。

            更令我父亲那辈校友切齿痛恨的是,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借着东风扶摇直上,一路坐上校领导的位子。此前,大家都乐观地认为,重建国家秩序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各大校园涌现出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的学习小组,反而马列主义眼看奄奄一息。在那时,极少数知识分子却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堪称“逆历史潮流而动”。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更要叹服其“眼光毒辣”。“八九”之后,大陆的大学难免官僚化,更难免在政治上被严密监管。这些人在其中起到了相当负面的作用,苏联式管理方式流毒无穷。

            支持学生运动的读书人里,难道都是些看不透时局的庸碌之辈么?

            飞蛾扑火,知其不可而为之;

            蚂蚁搬山,晓其艰难亦敢行。

            政治流毒:“过关”与恐惧

            我母亲本就不赞成我父亲参与社会活动。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本就不和谐的夫妻关系更差了。那段时间,他俩是经常吵架的,甚至会当着我的面打起来。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我妈坚持要我爸给系领导送礼。

            领导就爱瞧读书人作践自己,低头求饶还有戏。也的确有些老师,通过送礼和自我检讨,在清算运动中“过关”了。(中共历次运动中,“过关”二字最是金贵,不知是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解脱。)但我父亲坚决拒绝了。这意味着,“讲师”职称与他无缘,XX大学他也留不下来。他必须另谋出路,面临和妻儿分居两地的局面。

            对高校教师而言,那个时代的出路并不多:直接去其他高校谋职的话,他并无人脉根基,况且XX大学不会主动“放人”,档案不给批就无法调职。(渎职被开除是一回事,主动放你走可是另一回事,会破坏学校的体面。)改行教中小学倒是不难,很多“六四”被整的读书人都是这个出路。但他又酷爱学术研究,到了中小学就与学术圈绝缘了。那就只剩下去读博了——且趁着政治的影响力刚被削弱,博士研究生招生的领域还是净土。

            当时政策是允许本科生学历直接去考博士的。另有一位我之前称呼“叔叔”,后来改口称呼“先生”的老师,也选择了这条路。他在运动中是中坚力量,为人坦荡。有人劝他事后尽快出国,他觉得自己做事从不亏心,无不可对人言。再说学中华文史专业的学者,离开中国之后能去哪儿?

            先生连考三年不中。有好心人点拨他,说他的个人档案被标记过了,没学校敢要的。(在大陆,个人档案从小学开始记录,随工作调动。每一任老师和领导都会填写评语,尤其侧重“政治觉悟”。但本人无权查看。)先生愤而前往一位领域内泰斗门下自荐。这位教授起了爱才之心,愿凭着学术影响力为他担保。先生这才在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这等学林佳话,放在今日任何一所高校,也是天方夜谭了。

            我问过我父亲,为何要如此赶尽杀绝?事儿都过去了,何必损害政府声誉和信用,与知识分子过不去,意义何在?我父亲用戏谑的口吻讲:“那不是杀鸡给猴儿看,让你害怕么。你害怕就不敢乱说了。下次再有啥事儿,你也就乖乖闭嘴往后躲了。”

            运动后,政治清算带来的恐惧感,也是流毒之一。我父亲本科时最敬重的一位老先生,我称呼“师爷”的,在90年代初因病故去,留下了大量未发表的遗稿和书信。但他的儿女们已经是运动的惊弓之鸟,也都不从事文科行业,既不清楚里面有没有“埋雷”,自己还读不懂,又不放心交给别人审……索性一把火全烧了!老先生晚年的学术精华,尽付劫灰!我父亲每每谈及此事,难过得捶胸顿足!

            缺席的父亲,正义的榜样

            讲真,在我读本科之前,是不怎么在意那个遥远广场上究竟发生过什么的。我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在乎什么时候寒暑假?爸爸能回来陪我几天?

            那时的博士是非常稀罕的。我父亲考中,让那群领导着实堵心了一回。他也出了一口恶气。在他博士毕业后,XX大学原单位的新任领导班子向他伸出过橄榄枝,他愣是没接。

            父亲用了十六年,才从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小村子里走出来。他童年时跟着我爷爷要过饭,他的一个妹妹是饿死夭折的。他本科毕业就没选择回村发展,又用了四年才离开XX大学,又怎么可能想回去?哪怕一辈子都和妻儿两地分居,那也就如此吧。

            我爸算是跳出火坑了,我妈和我的炼狱才刚刚开始。从他备考开始,我家就一直是我妈一个人买菜、做饭、洗衣服、接送我,另一边还要忙着上课和科研。中国是男权社会,家里没有男人,我妈在单位就各种受气。但她和我爸一样是要强的脾气,硬是凭着过硬的学术成果评上了教授——只是额外花费了很多年。如果我父亲在家的话,她本不必吃这么多苦的。

            我更惨。我上的一直是该大学附属幼儿园和小学,同学之间都晓得对方爸妈是干嘛的。只要对方的爸爸不在家,孩子的恶意就是不加掩饰的。至于某些教师,在确定不会有孩子爸爸来学校闹事的情况下,也挺放飞自己的。

            这些,都是“六四”给我的家庭带来的震荡。我小时候怪过他,责备他为何不陪我,为何不能陪我上学、放学、吃饭、出去玩。现在却觉得,我父亲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人生的第一要务是实现自我价值,不能成为任何人的附庸。这个榜样远远比陪伴重要。

            所以我从没问过他,当时为啥不愿意向当权者低头解决问题,这和问“人饿急了为啥不去吃屎”一样。有些事儿就是不能干,为了啥都不能干。

            孩子长大的过程,是需要父亲在身边的。我父亲缺席了。即使是我中考和高考前后,他也只是打个长途电话而已。但我身边不缺“父亲”的角色。有位我父亲的挚友,我称呼“伯伯”的,在文革时期曾以学生身份非常活跃。我父亲描述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六四”中,他却坚定地站在了正义的一边。

            这位伯伯已然仙逝。就像我父亲待学生如子,伯伯在世时,也拿我当亲儿子看。我父亲远赴外地求学和工作时,每每是伯伯耳提面命,鞭策我读书上进,还经常把我喊到家吃饭聊天。只是那时,我还没在学术上入门,很多话都还没来得及问,或者说不知道具体是该怎么问。现在只能悔恨自己读书太少,太迟。

            后记

            文章千古事。如果不写成文章,在我百年后,我的子孙可能就说不清这段掌故了。

            拙作的读者们,如果有机会接触到“六四”亲历者,请珍稀每一次提问的机会。莫要觉得来日方长,每一位历史当事人离世,都是一段历史的湮灭。到那时候,可就只会剩下“正确的集体记忆”了啊。

            (三) 翻墙向女儿讲述“八九”:我们永不忘记

            作者 glacier

            我生于1983年,“六四”时,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但是,关于六四的记忆却相对较早。

            我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的一个村庄,老家的房子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建造的。正房是三间瓦房。为了节约成本,房内没有砖墙分割,正厅和主卧之间的隔墙,是以竹子为骨架,麻秆为主材编织而成的。在正厅一侧以报纸覆盖,再贴上一些年画作为装饰,年画的内容通常是一些电视剧的剧照和剧情梗概。

            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开始阅读那些报纸。那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人民日报》,报纸内容有两大主题:“六四”事件和海湾战争。当然,关于“六四”事件的报道,多数是关于所谓“共和国卫士英勇事迹”的谎言,还有一些抗议欧美干涉和总结经验教训的文章。虽然带有一些疑惑,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无力分辨其中的是非,大体是接受了报纸上的说法。这些谎言就是我关于六四事件的最早记忆。

            1989年7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授予刘国庚等十烈士“共和国卫士”称号。“共和国卫士”前后共有5批,37人。随着六四成为敏感词,有关“共和国卫士”的相关宣传逐渐淡化。(图片来源:人民日报)

            初中阶段,偶尔也听同学提到过,当年坦克开上了北京街头,民众血流成河。当时第一反应是无法相信会有这么离谱的事情。

            等到我上了大学,有一次在同学的电脑上第一次看到了柴玲的访谈,当时的我依然半信半疑。直到2008年前后,我接触到了海外法轮功组织制作的无界浏览软件,登上了Twitter和“天安门母亲”网站,在博客上也看到了李剑芒纪念遇难同学郝致京的文章,才对这一事件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

            “天安门母亲”运动是由六四事件遇害者家属组成的维权团体及其相关活动,主要发起者为六四事件遇害者蒋捷连之母、中国人民大学前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约始于2000年初。(图片来源:“天安门母亲”网站首页截图)

            这一时期也是我在思想上全面觉醒的阶段。此前虽然也有因为腐败太过严重而拒绝入党的经历,但是,由于多年的历史、政治方面的毒化教育,对这个国家和政党的罪恶缺乏足够的认识。此时网络信息审查还有很多漏洞,从墙内的个人博客和墙外的众多网站得到的信息刷新了我的三观。

            在这一阶段,我做了几件事情:一、通过互联网联系到阳光公益组织,与他们一起探访了北京南站附近的访民,近距离观察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二、注册了一个境外邮箱,成为“零八宪章”的第十八批签名者之一;三、通过个人博客转发了一些关于刘晓波的信息,最终导致博客被封;四、向身边的同事传播自由民主的理念,回应寥寥。

            《零八宪章》是由宪政学者张祖桦负责起草、刘晓波等人修改并由303位各界人士于2008年12月9日首批签署的一份宣言,呼吁中国当局改革政治体制,践行民主、共和、宪政等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零八宪章》发表后,刘晓波、刘贤斌等部分起草人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落狱。2017年,刘晓波在服刑中罹获肝癌医治无效离世。截止2018年,根据“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的统计,共计有一万五千多人签署了_《零八宪章》_。(图片来源:“零八宪章”网站截图)

            后来,博客逐渐衰落,“大V”各奔前程,GFW(中国网络防火墙)日渐强大到我已无力翻越,经济的发展让人产生了明天会更好的幻觉。我也离开了北京,定居在南方小城,每天为柴米油盐奔波。但是,每到这一天,我依然会转发这么一张照片“为了自由,向法西斯蒂冲锋!”

            2020年以来,逼仄的政治环境、崩溃的经济让我又一次有了翻越GFW的想法。得益于微博上一位博主推荐的代理服务器,我重新连接上了墙外的世界。

            我对着YouTube的纪录片和“天安门母亲”网站上的图片,向我的女儿讲述了这一切。在观看捷克民主化进程的视频时,我由“七七宪章”联想到“零八宪章”,由哈维尔联想到刘晓波,由天鹅绒革命联想到“六四”,忍不住悲从中来,怆然涕下。

            “白纸运动”被捕者、活动家夏巢川在日内瓦民主人权峰会的发言中说,“他们希望我们忘记。他们希望我们对发生在自己土地上的事情视而不见。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我们的声音不会被压制。我们的存在永远不会被审查。”

            2024年5月,青年活动家夏巢川于“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上公开讲述自己在“白纸运动”中被拘捕的经历。(图片来源:夏巢川推特账号@karasu_ga_warau)

            是的,我们会将他们的罪恶一代代地传下去,我们永不忘记!

            • 抓了成千上万人,但离人命还很遥远,所以不能靠吃人血馒头来抒发感情 +1
              • 提供你个答案而已,你自说自话慷慨激昂啥?杀多少人你关心吗,你只管茬开话题而已
                • 与你们的区别在于:我们希望六四的死亡人数越少越好,而你们是越多越能慷慨激昂 +1
                  • 这就是个数字的事?你们不在乎真相吗? +2
                    • 是立场问题,死1与死1万个没有区别,满意不?
      • reddit上的链接。。
    • 六四镇压突破了人类文明的道德底线,是今天的全民道德溃败的罪魁祸首。 六四镇压断绝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让中国远离世界。 +14
      六四镇压使得断绝民间官方和平沟通渠道,使得中国长治久安成为不可能。六四镇压使得经济发展成为统治者合法性的救命稻草,违反经济规律盲目高速发展导致中国经济成为全世界最大泡沫,祸害子孙后代。六四镇压祸国殃民
    • 日本人真矫情,64中日本人都没参与的话,没什么危险,就是回国而已,怎么叫抢回一千条命,净吃中国的人血馒头 +11
      • 可悲的是现在还有人在吃,从1万吃到了3万,战争年代几十万大军对垒,几小时能打死3万的战役也不多 +2
        • 日本警察富有镇压学运的经验,冲入校园扫荡学生是常事,特别是60年代,学生们又没枪,在校园还被一顿暴打,那个时候怎么不抢人了 +3
          • 雅典民宿在校园区,好嘛,楼下各种防爆警察严阵以待.原来10几年前学潮死过学生,冤冤相报
      • 没有参与自己逃跑了,也能用来揩点六四的油水,看来到处都有碰瓷的 +6
      • 👍👍👍 +1
      • 文章又臭又长,可能的大英雄外传都读不下去了。以为讲的是坦克人,这位勇士是真服 +1
    • 突然大字报就贴在学校食堂的墙上。 +2
      写着谁与谁之间的关系。当时网络不发达。没有那些大字报,普通学生们跟本不会知道那些信息。当然也不确定信息的真伪。又是谁将这些信息扩散到各个高校呢?要是说有些人利用了学生,不算错吧?因为这次学运,那一界不包分配了。普通学生到底有多冤呢?死了的就更冤了。他们都不知道是为谁而亡。85,86界的说说,你们那界给毕业证了吗?
      • 有事烧纸
        死了怎么说话?
      • 那一届不包分配根本就不是因为64。七月初就彻底毕业了。找工作要在至少半年前,甚至一年前。何况当时各界都对学生颇为同情,所以应届毕业生(84--五年制或85四年制)除去被打死的,和被捕的,都没有在工作上受到限制。下一年才是重灾区。 +1
        • 下一年我们厦大号召团干部下乡了解体验真实中国,龙岩实习了两周,老实了,被乡下领导折腾惨了:男生住猪圈般的宿舍,我和两女生住村委会小院.一周下来,个个中暑,发烧,有些个老乡啊,真的用猪食大桶接待我们的,也有厦大养鸭校友,带我们水上游
      • 非直辖市的大学,有因表现积极而吊销考研资格的。
        • 诶呦,第一次午夜City walk走到深夜,2点学校派🚗来接我们,当时市政府前口号都有:提高每月补贴,让我们更安心学习 😂 +1
          • 不安心你会干啥?
      • 86的正常毕业,工作早就已经不包分配了,不存在突然不包分配之说。
    • 你的这篇文章看的我想吐(不是针对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日本人保护了1500大学生和市民。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南京国民政府派出宪兵保护日侨,全程护送到上海,等火车离开南京城,全体日侨起立鼓掌,庆祝逃出生天,此时,屠城已开始。。。 +5
      • 请问出处:“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南京国民政府派出宪兵保护日侨,全程护送到上海”
      • 我也一直以为他保护了一千多学生和市民,一直看到最后才发现上当了 +4
        • 这种东洋碰瓷党本身就够没品了,能推这种事迹的,我也真不知说啥好,高级红赵家人吧? +4
      • 标题党,骗点击 +4
        • 精华贴加西网有报道,都没点进去看。我只是看到人命的标题才坐沙发的,因罕见六四后还有因六四被枪毙的报道。 +1
          • 枪毙要汇报给你?可能性不大,你那时候那么年轻,顶多是个连长
            • 公开的镇暴,你们蒙面也会看得到
        • 俗话说,缺德带冒烟
    • 我们大学的传说:清场的前一天,校长飞北京,把本校的学生全部召集到某研究所的礼堂开会,然后从外边把大门反锁。本校赴京学生全部安全。
    • 六四的创伤后遗症也很多,很难统计。我的家乡江苏省赣榆县,
      我的家乡江苏省赣榆县,有一位清华本科生1989年动乱毕业,被分配到县化肥厂工作,一年后因抑郁症自杀。真人真事。